政治與理性

本演講最初用英文發(fā)表在The Tanner Lectures on Human Values，Sterling M. McMurrin 編，第二卷（Raymond Aron，Brian Barry，Jonathan Bennett，Robert Coles，George T. Stigler, Wallace Stegner and Michel Foucault），Salt Lake City：University of Utah Press and Cambrige：Cambrige University Press，1981。法文版于1986年秋面世，載Le Débat。

一

我知道，“政治與理性”這樣的題目聽上去有點自命不凡。但是，它自命不凡的原因正是它自命不凡的籍口。十九世紀以來，西方思想一直不遺余力地批判政治結(jié)構(gòu)中理性的作用或理性的匱乏。因此，我再一次撿起這個龐大的話題就顯得極不恰當。然而，這么多先前的嘗試也是一個保證，它保證任何新的冒險比先前的也差不到哪兒去，而且不管怎樣大約也和以前的一樣幸運。

在這樣一個旗號下，我的困窘之處在于我只能提供一個梗概和不能完成的草圖。哲學很早以前就不再致力于彌補科學理性的無能，哲學也不想再完成它的宏偉大廈了。

啟蒙的任務之一是大大擴展理性本身的政治權(quán)力。但是十九世紀的人們很快就開始疑惑，在我們的社會中理性是不是已變得過于強大。他們開始擔心，在一個傾向理性化的社會和針對個人及其自由權(quán)利、種族及其延續(xù)的某些威脅之間，存在一種關系，他們搞不清是不是存在這種關系。

換句話說，自康德以降，哲學的作用就是防止理性越出經(jīng)驗給定物的界限；但也是從這個時候起――即從現(xiàn)代國家、從對社會的政治管理發(fā)展之日起――哲學的任務也同時是對政治理性的過度權(quán)力保持警覺，這樣一種未來的生活更能給人以希望。

這種平凡的事實大家都很清楚。但是平凡并不意味著這些事實不存在。對平凡的事實，我們要發(fā)現(xiàn)――或者竭力去發(fā)現(xiàn)――什么特別的、或者原初的問題跟這些事實聯(lián)系在一起。

理性化和政治權(quán)力的過度之間的關系顯而易見。我們無需等到出現(xiàn)了科層制和集中營才認識到存在這種關系。但問題是：如何來處理這樣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

我們要“審判”理性嗎？在我看來，沒有什么比這么干更勞而無功的了。第一，這一領域和有罪或無罪無關。第二，把“理性”當作無理性（non-reason）的對立面毫無意義。第三，這樣一種審判會使我們掉進一個陷阱：扮演理性主義者或非理性主義者（irrationalist）武斷且乏味的角色。

我們要考察這種現(xiàn)代文化所特有的、源自啟蒙的理性主義嗎？我想這正是法蘭克福學派的某些成員的做法。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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