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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學沖擊下近代中國學術分科的演變
張光直先生前些年在關注“西方社會科學的局限性和中國歷史（以及其他非西方史）在社會科學上的偉大前途”這一問題時提出，由于既存“社會科學上所謂原理原則，都是從西方文明史的發(fā)展規(guī)律里面歸納出來的”，如果不經過“在廣大的非西方世界的歷史中考驗”，特別是“擁有極其豐富史料的中國史”的考驗，就不能說具有“世界的通用性”。[1]不過，相當多近代中國學人與張先生的取向恰相反，以西方觀念為世界、為人類之準則并努力同化于這些準則之下是他們普遍持有的愿望，并為此而做出了持續(xù)的努力。20世紀中國學術明顯受到西潮的影響，而以西學分科為基準強調學術的�？苹蠹s是20世紀中國學術與前不同的主要特征之一。應該說明的是，西學本身也是發(fā)展的，且西方在近代以前似也不那么注重分科，今日尚遺存的早期學問如“經學”(Classical Studies)，便頗類20世紀前期中國所謂“國學”，實為一種以文字為基礎的綜合性學問，而今已衰落的歐洲“漢學”也正有西洋經學的特色。（注：季羨林先生在討論什么叫“文史”時說，“它同我們常講的‘國學’，外國學者所稱的‘漢學’或‘中國學’幾乎是同義詞”（季羨林：《文史天地廣闊無邊——代發(fā)刊詞》，1998年1月21日《中華讀書報》文史天地版），便是于此深有心得的見解。）直到今日，這類西方“舊學”以及在此基礎上產生出的“區(qū)域研究”這類新學也還半獨立于“常規(guī)”的學術分類之外，通常的專業(yè)或學科排名之中便不包括此類學科。
梁啟超在1902年說：“今日泰西通行諸學科中，為中國所固有者，惟史學�！盵2]這已暗示出中西學術分科銜接的困境。特別是在西學分類被尊崇為唯一“正確”或“正當”的體系后，只能是中學適應西學，也就只能是所謂在傳統(tǒng)之外改變(change beyond the tradition)，這更增添了中學分類的困難。且怎樣處理既存學術與新確立的學術分類體系的關系，直接牽涉到什么學科才具有正當性的敏感問題，不僅偏于守舊者無法回避，趨新一方尤其關注。
相關的思考在20世紀的中國是持續(xù)的：早在20世紀20年代，“國學”的學科定位或學術認同即成為一個受到廣泛關注而充滿歧異并使人困惑的問題。到20、21世紀之交，不少學者又對“漢學”的學術認同或學科定位產生了爭議。兩次關于國學與漢學的跨世紀爭論直接與西方學科分類在近代中國教育（www.xfhttp.com－雪風網絡xfhttp教育網）體系中的逐步確立以及中國學界的調整與因應相關——不少學人在因應時發(fā)現，由于文化和學術傳統(tǒng)的歧異，有些既存的研究對象或治學取向似不那么容易轉換并融入新的分科體系之中。本文簡單回顧近代中國學術分科的演變，希望有助于我們了解上述論爭的學科背景。
一、圖書分類與教學分科
中國先秦時代學在官守，學問趨于致用。既為用而學，自重專門，故有“學了無用，不如不學”的主張，所謂商人不必知書、士人不必習武（此大體言之），就是這個意思。也可以說，在實用層面，“古代之學，均分科而治”。春秋是個過渡時代，孔子的學生已是六藝皆學，然尚各有所專，故有孔門四科之說。從戰(zhàn)國起，學問開始向今日所謂求知識求真理的方向發(fā)展，[3]且逐漸形成重廣博而尊通識的學風，“博學”長期成為以學術名世（即讀書不僅為做官）的士人長期追求的境界，更產生出“一事不知，儒者之恥”的觀念。
此后兩千年，中國學問的主流是反對將學術分而治之（雖然也不時有主張分治者，但皆未得到普遍認可）。錢穆曾說：“中國古人并不曾把文學、史學、宗教、哲學各別分類獨立起來，無［毋］寧是看重其相互關系，及其可相通合一處。因此中國人看學問，常認為其是一整體，多主張會通各方面而作為一種綜合性的研究�！盵4]在這樣一種世風學風之下，讀書人對各種學問多兼而治之，但以經學（及其在各時代的變體）為主，（注：這里為討論方便，仍以后人習用的“經學”這一稱謂。其實即使在最寬泛的意義上言，“經學”作為一種學科的確立也較晚；秦漢所設博士，便不盡以內容分類，而是注重“家法”。）離此而專治他“學”的，歷來少見，惟宋代或稍例外，曾出現治史學者與治理學者爭勝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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