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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魏兩晉南北朝文人詩序論略
漢魏兩晉南北朝文人詩序論略
蔣振華
內(nèi)容提要 考察漢魏兩晉南北朝文人為詩作序的情況，大體分為自序和他序兩種。這些詩序
構(gòu)成詩歌作品的重要組成部分，承擔著交代創(chuàng)作緣起、延展創(chuàng)作主旨、注解物理事象、發(fā)表
文學見解、和合創(chuàng)作潮流等敘事、抒情、闡釋、說理、審美、導讀等功能角色。
關(guān)鍵詞 詩序 功能 話語
序，作為一種文體，始出現(xiàn)于漢代。吳訥《文章辨體序說》云：“序之體，始于《詩》之《大序》。”《詩大序》屬于為他人之作而序的情形。另一種情況則是為自己的文章書籍而作，如《后漢書·馮衍傳》云：“(衍)所著賦、誄、銘、說、《問交》、《德誥》、《慎情》、書記說、自序、官錄說、策五十篇，肅宗甚重其文�！睋�(jù)郭英德先生統(tǒng)計，《后漢書》共著錄文體六十二種，“自序”為其中之一（郭英德《中國古代文體學論稿》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71頁），，可見序在漢代的寫作已然成風。這種文體的功能或作用，徐師曾《文體明辨序說》稱其有二，“一曰議論，二曰敘事”，亦即按次第敘說事或理，故《文心雕龍·論說》云：“序者，次事�！�
考察漢魏兩晉南北朝文人為詩作序的情況，大體也分為上述他序和自序兩種，但絕大多數(shù)為自序。這些詩序的創(chuàng)作經(jīng)歷了由漢代開始出現(xiàn)到魏晉繁榮昌盛，至南北朝相對消歇的發(fā)展過程，構(gòu)成詩歌作品的重要組成部分，發(fā)揮著敘事和議論等功能，有著較高的文學價值和審美價值。探究于此，更有利于學界認識“序”體在此時期文學創(chuàng)作中的作用和地位。
一
這一時期的文人詩序，在表現(xiàn)形式上區(qū)分為詩人單個詩題下的詩序（包括組詩中的總序和分序，或稱為大序和小序）和為詩歌總集作的序。前種形式即為自序，后種形式即為他序（但詩集中也包括作序者的詩作）。
在我們較為完全的統(tǒng)計中，此時詩序凡一百四十四篇，其中漢代計五篇，三國計十篇，兩晉計八十五篇，南朝計四十三篇，北朝計一篇。其中自序一百三十四篇，占壓倒多數(shù)；他序十篇。在自序中，單篇之序計一百零四篇，漢代三篇，兩晉六十四篇，南北朝三十三篇。組詩之序計三十篇，其中有總序和分序者兩篇，即束皙《補亡詩六首序》，謝靈運《擬魏太子鄴中集詩八首序》，類似于《毛詩》之大小序；只有總序而沒有分序者所占比重最大，有二十五篇；統(tǒng)攝于同一大詩題之下只有分序而沒有總序者三篇，即陸云《贈顧驃騎詩二首序》、《贈鄭曼季詩四首序》，鄭豐《答陸士龍詩四首序》。
從文人為自己詩歌作序的情況看，其序篇數(shù)量的多少也大體和他的詩作數(shù)量的多少成正比，甚至與他在文學史上成就的高低成正比，這個現(xiàn)象說明詩序的成就和地位與作家的成就和地位相映成趣，即作家成就的高低決定或影響詩序的被取舍。分朝代階段來看，三國時期，以曹植詩歌成就最高，其詩序數(shù)量也最多，為四篇。兩晉詩歌無疑以二陸、陶淵明為出類拔萃者，他們的詩序也是最多的，二陸均為六篇，陶淵明為十五篇。南北朝為詩序創(chuàng)作的消歇期，但詩歌成就較著者如謝靈運、鮑照、江淹、
蕭統(tǒng)、蕭綱在詩序作者中仍然為數(shù)量之多者，分別為十二篇、二篇、三篇、二篇、三篇。上述情況表明，詩序作為一種有諸多功能的文體，已被文人詩家們越來越普遍接受和認同，與詩歌一起構(gòu)成有機整體，共同完成文學創(chuàng)作活動。
從文人為詩歌總集（或為他人之詩）作序的情況來看，在現(xiàn)存的十種序文中，也以兩晉所作數(shù)量最多，凡六篇，分別為程咸《華林園詩序》，石崇《金谷詩序》，王羲之《三月三日蘭亭詩序》，孫綽《三月三日蘭亭詩序》，釋慧遠《念佛三昧詩集序》，佚名《廬山諸道人游石門詩序》，這也說明兩晉為詩序創(chuàng)作的旺盛時期。其余四篇他序分別是東漢《毛詩序》，南朝宋顏延之《三月三日曲水詩序》，南朝齊王融《三月三日曲水詩序》，南朝梁徐陵《玉臺新詠序》。上述序中，多為寫景狀物的山水詩之結(jié)集作序。
二
此一時期的單篇與組詩之序，從諸多方面立意屬筆，發(fā)揮出豐富多彩的功能和作用。它們既是詩歌的重要組成部分，也繁榮了此時期的散文創(chuàng)作，尤其對南北朝山水小品文貢獻突出。
為贈別和應(yīng)答之詩所作的序，補足此類詩歌題材的主旨，是單篇與組詩之序的一個重要功能，在詩序中所占數(shù)量最大，初步統(tǒng)計有三十九篇，其中尤以兩晉所作詩序最多，占三十一篇。
贈答詩之序在補足作品主題的功能上，其表現(xiàn)形式主要有如下兩種：一是交代贈別之由，申述贈別的背景材料，具有敘說緣起，充當敘事語體的功能角色，使詩作涂抹上“史”的色彩。如曹植《贈白馬王彪并序》，應(yīng)亨《贈四王冠詩并序》，陸機《答賈謐詩并序》，江偉《答弟廣平賀蠟詩序》，謝靈運《贈安成七章并序》、《贈從弟弘元詩六章并序》等。在這幾篇詩序中，曹植《贈白馬王彪并序》堪稱代表，最具敘事語體的“史”的功能，其序云：“黃初四年五月，白馬王、任城王與余俱朝京師，會節(jié)氣。到洛陽，任城王薨。至七月，與白馬王還國。后有司以二王歸藩，道路宜異宿止。意毒恨之。蓋以大別在數(shù)日，是用自剖，與王辭焉。憤而成篇�！贝诵虺搜a足寫詩之緣由，其創(chuàng)作意義還在于暗示了漢魏禪代之際統(tǒng)治集團內(nèi)部的政治斗爭和魏室諸王的歷史命運，其敘史價值非常明顯，檢校陳壽《三國志·魏書·任城陳蕭王傳》，其中有云：“（黃初）四年，（任城王）朝京都，疾薨于邸�！标悏坶W爍其辭，為尊者諱，對稽曹植此詩序，則曹彰之死因昭然若揭，故詩序還以歷史本來面目。
在申述贈別應(yīng)答之由的詩序中，以對方遷官、徙職、征調(diào)上任之因而贈詩作序者之數(shù)量最為可觀，這些序文承擔著人物系年的敘事作用，也是一種敘事語體。此類詩序篇幅一般短小，寫作平實質(zhì)樸，粗略統(tǒng)計約十一篇，其中傅咸、陸機、陸云、潘尼、陶淵明、謝瞻、謝靈運等詩壇宿將都有此類詩序。如陸機《答賈謐詩并序》云：“余昔為太子洗馬，魯公賈長淵以散騎常侍侍東宮積年。余出補吳王郎中令。元康六年入為尚書郎。魯公贈詩一篇，作此答之云爾�！边@個詩序是一條非常重要的文人系年信息，元康六年即公元296年，陸機“入為尚書令”，是他與弟云二度入晉朝，是年，張華為司空，其政治活動也愈益頻繁，陸機兄弟參與其中；同年，以賈謐為中心的“二十四友”集結(jié)形成，陸機兄弟亦參與其中；又同年，石崇召開詩壇盛會“金谷之會”，隨即有《金谷詩集》的誕生。而序中所云陸機與賈謐詩作往返酬答，足見賈、陸在“二十四友”中創(chuàng)作活動之盛，也證明了陸隨賈之殷勤密切。
二是于贈別之際，多訴安慰、奉勸之懷，以表相思懷念之款，暗示雙方情誼之深，亦作為對詩歌主旨的補足。此類詩序多半充當抒情語體的功能角色，其著者有曹植《離友詩三首并序》，陸機《贈弟士龍詩十首并序》，陸云《贈鄭曼季詩四首并序》，陶淵明《答龐參軍并序》，傅咸《答辛曠詩序》等。如陶氏《答龐參軍并序》云：“三復來貺，欲罷不能，自爾鄰曲，冬春再交， 然良對，忽成舊游。俗諺云，數(shù)面成親舊，況情過此者乎？人事好乖，便當語離，楊公所嘆，豈維常悲。吾抱疾多年，不復為文。本既不豐，老病繼之。輒依周禮往復之義，且為別后相思之資�！贝诵蛏曜阍姼钁褢浵嗨贾�，字里行間亦含對故交好友的離別深情，造語平淡卻情蘊深厚。從風格上講，陶淵明的十五篇序（為此一時期
詩序數(shù)量最多者），如同其詩歌一樣，也表現(xiàn)出為蘇軾所指稱的“質(zhì)而實綺，癯而實腴”的趨勢。
為抒懷、感時、詠物、頌贊之詩所作的序，大多發(fā)揮著闡釋、演繹的功能和作用，充當詩歌的導讀語體之功能角色。這類詩序主要有張衡《四愁詩并序》，石崇《楚妃嘆并序》、《思歸引并序》，陸云《贈顧驃騎詩二首序》，鄭豐《答陸士龍詩四首序》，劉琨《答盧諶詩并書》，盧諶《贈劉琨詩二十章并書》，曹毗《雙鴻詩序》，苻朗《擬關(guān)龍逢行歌序》，范泰《鸞鳥詩序》，鮑照《松柏篇并序》，范曄《雙鶴詩序》，王叔之《傷孤鳥詩序》等。以張衡《四愁詩并序》為例，其闡釋話語尤顯必要，因為詩中所寫人物、指稱深邃晦澀，故序文有詮釋之語云：“時天下漸弊，郁郁不得志，為《四愁詩》，效屈原以美人為君子，以珍寶為仁義，以水深雪雰?yōu)樾∪�，思以道術(shù)為報，貽于時君，而懼讒邪不得以通。”再如曹毗《雙鴻詩序》云：“近東野見有養(yǎng)雙鴻者，其儀甚美，又善鳴舞，雖志希青翠之游，身非己有，物之可感，良謂此也�！辈芘摹峨p鴻詩》今不存，但序文闡釋的以物觀人的事理，多少演繹了詩人的人生感悟，由此序可以推知詩歌蘊含的基本內(nèi)容。四言詩在此一時期沒有完全退出詩壇，在贊美、頌揚人物令德、美譽、才思和勛功等題材上，此體多為所用。由于贊頌之體，“纖巧曲致”，“促而不廣”（《文心雕龍·頌贊》），因此，作詩者以序來伸展闡發(fā)，衍釋四言與頌贊兩體的局促與曲致，也是勢所必然。此類詩序如陸云的《贈顧驃騎詩二首序》《贈鄭曼季詩四首序》、共五篇，鄭豐的《答陸士龍詩四首序》共三篇。以鄭豐的《鴛鴦》六章之詩序為例，其闡釋性話語明白通徹，使詩歌的典雅奧澀趨于淡泊淺近，其序曰：“鴛鴦，美賢也。有賢者二人，雙飛東岳，揚輝上京，其兄已顯登清朝而弟中漸，婆娑衡門，然其勞謙接士，吐握待賢，雖姬公之下白屋，洙泗之養(yǎng)三千，無以過也。乃肯垂顧惠我好音，思與其游道德之樂，結(jié)永好之歡云爾�！边@不單是對詩題的闡釋，也是對晉伐吳時重臣張華所云“伐吳之役，利獲二�。憴C、陸云）”的權(quán)威話語的一種闡釋。此類詩序多為組詩名義下的小題而寫，如上舉陸云的釋《有皇》、《思文》、《谷風》、《鳴鶴》、《南衡》，鄭豐的釋《鴛鴦》、《蘭林》、《南山》，此外，束皙的《南陔》、《白華》、《由庚》、《崇丘》、《由儀》諸詩雖不為頌贊之辭，但其序都是對這些題目的解釋，故亦屬闡釋語體。
通過詩序之體來闡述文學觀念、文學理論、文學思想，《毛詩大序》首開先例，從此序者爭相為作，與此一時期文學理論爭鳴的主流趨勢遙相呼應(yīng)。此類詩序充當發(fā)表理論見解的議論語體之功能角色，共同促成文學思想的繁榮。其表現(xiàn)形式有如下兩種：
，曹植《鼙舞歌五首或是直接議論，序文各自從不同角度闡述文學觀點，此類詩序有《毛詩大序》
序》，傅玄《擬四愁詩四首并序》，石崇《王明君辭并序》、《思歸引并序》，陶淵明《游斜川并序》，謝靈
第一文庫網(wǎng) 運《擬魏太子鄴中集詩八首并序》，江淹《雜體詩三十首并序》，鮑照《代白纻舞歌詞四首并序》等。在這些詩序中，除《毛詩大序》較為系統(tǒng)全面表達詩歌理論外，余者林林總總，或突出一點，或兼論幾方，議論語體簡潔明晰。如曹植序強調(diào)對樂府詩的求新變，傅玄序?qū)埡馄哐栽姷脑u價，稱其“體小而俗”，石崇序?qū)σ魳沸侣暤闹匾暎諟Y明序主張詩歌與山水之美的結(jié)合，謝靈運序強調(diào)詩歌風格、文學風格與詩人作家人生遭際、時代環(huán)境之關(guān)系，鮑照序主張追求文、雅，江淹序強調(diào)審美趣味多樣性和文體風格多樣性的兼容并包，并提出了一些文學批評理論如反對貴遠賤近、重耳輕目。上述序文都是通徹明朗的文藝性散筆，短小精悍，見解透辟，開文藝性雜文之先緒，如上引謝靈運詩序中的幾篇小序，文體簡約短小，字字珠璣，作為議論語體，概括精到。如《王粲》序云：“家本秦川，貴公子孫，遭亂流寓，自傷情多�！庇秩纭缎旄伞沸蛟疲骸吧贌o宦情，有箕潁之心事，故仕世多素辭�！庇秩纭秳E》序云：“卓犖偏人，而文最有氣，所得頗經(jīng)奇�！�或是借贈詩作答以觀賞之態(tài)帶出對文學創(chuàng)作的看法，此類序文屬于隨機而發(fā)的反射性語體，往往點到為止，委婉含蓄。主要有傅咸《答潘尼詩并序》，劉琨《答盧諶詩并序》，盧諶《贈劉琨詩二十章并序》，康僧淵《代答張君祖詩并序》，荀濟《贈陰梁州并序》。以傅咸序為例，其序云：“司州秀才潘正叔，識通才高，以文學溫雅為博士。余性直，而處清論褒貶之任，作詩以見規(guī)，雖褒飾之舉，非所敢聞，而斐粲之辭，良可樂也。答之雖不足以相酬報，所謂盍各言志也�！备迪唐吩u潘尼之詩，以“斐粲之辭”
畫龍點睛地予以評點，簡省恰當，順勢帶出“詩言志”的創(chuàng)作意圖，隨機生發(fā)。這種對潘尼詩點到為止的品評，實為后來鐘嶸《詩品》評潘尼詩“文采高麗，并得虬龍片甲，鳳皇一毛”張本。由上觀之，這類反射性語體的詩序，對魏晉南北朝文學理論的繁富既有某種啟迪作用，又豐富了此一時期的文學思想。
在此一時期的單篇與組詩之序的話語系統(tǒng)中，還有一種寫景、紀游的話語，幫助讀者見證作序者對山水景色之觀游，我們稱之為見證語體，它們充當引領(lǐng)讀者進入山水景物之審美境界的導游功能角色。此類詩序主要有：袁山松《白鹿山詩序》，湛方生《廬山神仙詩序》，陶淵明《時運并序》、《游斜川詩并序》、《桃花源詩并序》，江總《攝山棲霞寺并序》、《游攝山棲霞寺詩并序》，桓玄《南游衡山詩并序》，高允《塞上公亭詩序》等。如袁山松《白鹿山詩序》云：“荊門山臨江，皆絕壁峭峙，壁立百余丈，互帶激流，禽獸所不能履，有一白鹿，忽然若飛，超崗而去，謂之白鹿山�！鼻G門山傍江聳立，懸崖峭壁，水拍云崖，絕險驚奇，禽獸難行，唯白鹿飛巖走壁，此山勢之峻危，雖蜀道之難，亦不過爾。此篇序文，寫景簡凈，引人入勝，突出山之險，其寫法風格，波及于酈道元《水經(jīng)注·江水注》關(guān)于巫峽之描寫；而篇幅之短小精悍，語言之清明通省，實開南北朝山水小品之先聲。從序的功能作用來說，以詩“白鹿乃在上林西苑中，射工尚復得脯臘之。黃鶴摩天極高飛，后宮尚得烹煮之”觀之，白鹿山之景不甚了了，有了詩序，則山之勝景歷歷在目，它既引導讀者進入其境游觀之，又讓讀者目睹序者的游覽路線和空間轉(zhuǎn)換的次序，發(fā)揮著導游與見證的雙重作用。其余諸序大抵如此，如湛方生《廬山神仙詩序》寫廬山之絕險，澗水之清幽，朝霞夕氣之盤纏，其中有云：“尋陽有廬山者，盤基彭蠡之西，其崇標峻極，辰光隔輝，幽澗澄深，積清百仞。若乃絕阻重險，非人跡之所游，窈窕沖深，常含霞而貯氣。真可謂神明之區(qū)域，列真之苑囿矣�！庇斡^者必賴序之導引，序之功能明矣，而序文之價值在文學審美方面都是不言而喻的。最杰出的是陶淵明《桃花源詩序》，以小說的筆法描寫了一個與黑暗現(xiàn)實相對立的世外仙境，寓意深遠，韻味無窮，其成就與影響在所序詩之上，成為古代散文中的神品。因此我們稱此類詩序為山水美文實不為過。
三
前已述及，在此一時期的文人詩序中，為詩歌總集所作之序凡十篇。其中八篇為寫山水與游覽的詩集而作，八篇中又有六篇序三月三日祓禊詩。此類序文，多紀覽游之勝，狀山水之美，操山水與審美之話語，充當娛神怡情之功能角色，在詩序中獨樹一幟，其功能形式表現(xiàn)為：
一是紀文士詩人自發(fā)的游覽之旨趣，抒發(fā)其游山玩水之樂，描寫那青山秀水之美，詩序語言為主動作序之話語，此類詩序有石崇《金谷詩序》，王羲之《三月三日蘭亭詩序》，孫綽《三月三日蘭亭詩序》，佚名《廬山諸道人游石門詩序》。如石序有云：“金谷澗中，有清泉茂林……其為娛目歡心之物備矣�！庇秩缤跣蛴性疲骸皶疥帯谐缟骄䦷X，茂林修竹，又有清泉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為流觴曲水，列坐其次，雖無絲竹管弦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敘幽情……游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必蛴性疲骸埃ㄊT山中）雙闕對峙其前，重巖映帶其后……其中有石臺石池，宮館之象，觸類之形，致可樂也�！睆乃械弥娦蚱毡閷懮剿畼�，充分發(fā)揮著愉心樂意之功能。
二是記文士詩人陪侍帝王游覽之趣，既寫山水之美、游賞之樂，又抒群臣賦詩之樂，詩序語言為詔命作序之話語。此類詩序有程咸《華林園詩序》，顏延之《三月三日曲水詩序》，王融《三月三日曲水詩序》。如顏序有云：“松石峻峗，蔥萃陰煙”，“情般景遽，歡洽日斜”，“并命在位，展詩發(fā)志”；王序有云：“于時青鳥司開，條風發(fā)歲，粵上斯已，惟暮之春。同律克和，樹草自樂”，“今日嘉會，咸可賦詩”。此類詩序話語，與上一類之功能角色一致。有趣的是，在所有十篇詩集之序中，作者均借作序之機不同程度地表現(xiàn)為文學理論、文學思想、
文學觀念之話語，就連最簡短的程咸《華林園詩序》也有“詔延群臣作詩以頌之”的詩可以頌的觀念表述。撮其主要思想理論條述之，則為：《毛詩序》總論詩歌之特征、內(nèi)容、分類、表現(xiàn)方法、社會作用；程咸序涉及詩的功用；石崇序云詩可以“敘中懷”；王羲之序認為山水可以娛情，詩可以表現(xiàn)山水之美；孫綽序云詩“借山水，以化其郁結(jié)”，“情因所習而遷移，物觸所遇而興感”；釋慧遠序闡述詩歌創(chuàng)作中的虛靜內(nèi)觀的心理狀態(tài)；佚名序強調(diào)作家要善于發(fā)現(xiàn)自然之美，積極感受山水之“神趣”，追求精神上的愉悅，認為詩人之感情緣自于山水之中；顏延之序云詩可以“發(fā)志”；王融序云“載懷平圃，乃眷芳林”，詩人感物而抒懷；徐陵序從理論上確立了一個詩歌流派——宮體詩的存在。這些詩序話語，反映了山水詩在這一時期興盛的原因和發(fā)展脈絡(luò)，大致為山水之美對欣賞者的感發(fā)以及欣賞主體借山水以暢情化郁，也即山水客體與詩人主體互動之所致。它們與此一時期文學理論領(lǐng)域的主流話語相配合，共同繁榮了魏晉南北朝的文學思想和創(chuàng)作潮流。
綜上觀之，漢魏兩晉南北朝的文人詩序，既是多功能多角色的文學話語形式，又是短小優(yōu)美的散文，尤其是賞心悅目的山水小品文，而更多的則是審美與文學理論話語，有較高的文學價值，因此必須引起我們足夠的重視。
［作者簡介］蔣振華，1964年生。畢業(yè)于南開大學中文系，獲博士學位，現(xiàn)任湖南師范大學文學院副教授。發(fā)表過專著《漢魏六朝道教文學思想研究》等。
·札記·
韓愈《黃陵廟碑》辨誤
韓愈《黃陵廟碑》云：“劉向、鄭玄(石本玄作康成)亦皆以二妃為湘君�！�(宋魏仲舉《五百家注昌黎文集》卷三一，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康成，即鄭玄的字。按此處的鄭玄當為鄭司農(nóng)(眾)(說證詳下)。劉向“以二妃為湘君”者，見《古列女傳》卷一《有虞二妃》。其云：“舜陟方，死于蒼梧，號曰重華。二妃死于江湘之間，俗謂之湘君�！�(叢書集成初編本，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2頁)而鄭玄并不以二妃為湘君�！抖Y記·檀弓上》“舜葬于蒼梧之野，蓋二妃未之從也”條鄭玄注：“《離騷》所歌湘夫人，舜妃也�！�(《禮記正義》卷七，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195—196頁)可見，鄭玄是以舜二妃為湘夫人。鄭司農(nóng)(眾)的著述隋前已散佚，而據(jù)《山海經(jīng)·中山經(jīng)》“帝之二女居之”條晉郭璞注“鄭司農(nóng)亦以舜妃為湘君”(叢書集成初編本，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80頁)可知，鄭司農(nóng)以舜二妃為湘君。鄭司農(nóng)即鄭眾，東漢初年人。因其“建初六年，代鄧彪為大司農(nóng)”（《后漢書》，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1225頁)，又因其與同時但略晚的宦官鄭眾同名同姓，故后人以其官名稱之為“鄭司農(nóng)”。鄭玄(康成)為東漢末年人，晚于鄭司農(nóng)(眾)，故世稱鄭司農(nóng)及其父鄭興為“先鄭”，而稱鄭玄為“后鄭”。據(jù)上考證，韓愈《黃陵廟碑》文中“鄭玄(康成)”當校正為“鄭司農(nóng)(眾）”。原其致謬之由，蓋韓愈誤記耳。茲檢韓文諸古本及今人諸校注、譯釋本均未見考正，故特予辨之。
（葉修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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