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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依歸對制度的涵養(yǎng)研究
民眾對國家政治制度的認同主要取決于對其內(nèi)涵的接受程度，因此價值認同是制度工具性功能發(fā)揮的前提和關鍵。目前的相關研究早已關注到兩者的關系，并在不同視域下分析了中國政治制度現(xiàn)有以及應有的價值取向，其中多從現(xiàn)代追求的理念里為其找尋價值依托。而由于當代中西共享的理念多來源于西方語境，所以對中國民眾的影響深度和廣度尚存局限。旨在從中國的歷史中找到本土經(jīng)驗，以期為制度設計探尋出更具認同感的價值重塑路徑。
一、繪事后素先秦儒學對名教的定位
儒家思想里著名的三綱五常并非孔子創(chuàng)制，而是由董仲舒提出并作為一套尺度世人行為的價值標準，逐漸滲透在社會中成為統(tǒng)治的指導原則。由此可見，考察名教應當納入歷史的維度，諸子時的仲尼之道在歷經(jīng)后代儒生們?yōu)檫m應統(tǒng)治需要的改造之后，其思想內(nèi)涵逐漸脫離了原典正道，因而我們需要追溯本源，從孔孟的思想中來考察名教最初的價值承載。
在孔子的思想中，禮既是治國之綱，屬于根本的政治制度，同時又是禮儀上的規(guī)定，是婚喪嫁娶待人接物中的一系列儀則�？鬃犹岢觯瑓f(xié)調(diào)人倫與社會關系、治理國家的各種制度和形式都要以仁愛之心作為基礎。而仁愛之心與禮制的關系在《論語》中被子夏形象地表達出來: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后素。曰:禮后乎繪事后素是指，古人在絹布上繪畫，最后一道工序是鍍一層白色，由于絹布都是咖啡色或深黃色，所以白色雖看起來無色，實際上凸顯了所有顏色，所以素白可以使絹布上的圖案更加絢麗。以此做比，人心向善的品質(zhì)是真正美麗的顏色，而外加的禮制教化是白色的裝飾，用來凸顯美好的人性本身，然而如果不能把向善的人之本性表現(xiàn)出來，禮儀規(guī)范就會流于形式。
在《論語》中，平均}一幾字便會出現(xiàn)一個仁，其中記載了孔子對多個學生問仁的不同答復，然而幾乎都是因材施教不同的學生如何去踐行仁，至于仁到底是指什么，在《公孫丑上》中，孟子認為，仁心有四端: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這契合了孟子人性善的主張，同時是為一系列儀則教化找到內(nèi)在的存在依據(jù)。儒家重人倫，因而人性便構成了禮制的價值源點。所以禮儀規(guī)范是合乎于人的本性的規(guī)約和追求美好人生與人格的向善性引導，而非束縛人的制度之累，君主依此教化百姓便是行土道，是以德服人。
二、道化儒學為僵化的制度注入價值生機
在春秋戰(zhàn)國百家爭鳴的時代，政治與道德并非徑渭分明，諸子思考的多是救世之出路何在，而非扶持一姓諸侯稱霸天下。圣人不是君主的政治顧問，他們具有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的情懷。以禮樂制度為例，儒學致力于恢復禮樂，目的在于匡正天下秩序，挖掘人性的善，使人民過一種道德的安樂生活。而自秦朝一統(tǒng)天下，建立了中央集權制度，君主的力量結束了春秋戰(zhàn)國諸侯爭霸的動蕩局面，也終結了大部分政治思想家的獨立人格，旨在服務于統(tǒng)治者而對儒學原典的改造也開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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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現(xiàn)實困境中國政治制度的價值認同缺失
當今社會，對于一國之認同主要建構在政治認同的基礎之上，因而認同本國的政治制度}一分關鍵，因為它關系到一國政府執(zhí)政地位的正當性，以及社會的管理成本。而當下的中國同千年前的魏晉一樣，面臨著一種為制度找尋價值承載的緊迫需求。因為今天我國政治制度上的中國特色，不過是在借鑒西方制度之后，結合中國國情的改進。民主是不容置疑的時代潮流，然而中國不同于西方，西方的制度是由古傳承至今而沒有斷裂的延續(xù)發(fā)展，而中國民主的歷史不過自清朝滅亡起，所以西方完備的制度背后有著自然法的價值支撐，而中國制度背后的價值認同卻至今未被建構成功。
關于自然法之于制度，相似于自然之于名教，都是一種秩序性背后的絕對性支持。西方制度背后的價值底蘊是一份歷史的饋贈，無論是自然法理論還是民主共和的精神，都是在整個西方文明發(fā)展史中逐漸深入西方人性格之中的。以自然法為例，古希臘羅馬時期的斯多葛學派將其視作宇宙的運行規(guī)律，人作為宇宙有機整體密不可分的一個環(huán)節(jié)，是小宇宙，所以人也必須遵循自然法的規(guī)約;托馬斯阿奎那將其論證為神的旨意，在宗教信仰廣泛的西方有足夠的力量支撐;后代以格勞修斯為代表的政治哲學家從人的本性角度，如趨利避害的天性來論述自然法。深入人心的對自然法的尊重，才是西方制度生命力的源泉。由此，人們對于制度規(guī)范的遵循，是出于對其所承載的自然法的信仰，而反觀中國的現(xiàn)狀則是，人們出于對制度約束背后的懲戒原則的恐懼心理而遵守規(guī)則。這種過分看重制度工具理性的態(tài)度是不可取的，由此建立起來的社會制度h}穩(wěn)定也是不牢固且不能長久的。
面對工具理性泛濫的社會現(xiàn)實，如何才能避免制度文明的異化?如何才能塑造起民眾對于制度的認同感?如何才能避免規(guī)章細則的意義流失而浮于形式?我們需要從五千年的政治思想史尋找解決的答案。從士弼的名教本于自然中，我們可以很清楚地認清價值內(nèi)涵之于形式的重要性，自然是名教得以扎根的土壤。孔孟的仁禮思想為何能塑造中華民族的性格特質(zhì)，原因在于仁禮的概念是孔孟從社會中提煉出來的民風鄉(xiāng)情，所以我們的出路就在于從社會普遍認同的思想土壤中提煉出制度的價值承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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